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创意竹制品，以及古代竹简的知识点，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，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。
听说在新桥，
这个洋篮能勾起不少人的回忆~
▲以上两图源：多彩肇庆
竹器编织是新桥圩及其附近各村乡的传统工艺，大多数居民不论男女老少都擅长竹器编织，它是老一辈手艺人的坚守，是不少新桥人的珍贵的记忆。
其编织绝活、独特魅力和文化内涵，历经百余年历史，曾远销海外！
新桥镇的洋篮编织始创于清朝咸丰年间，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。由新桥竹器工匠邓福首创，由于是远销海外，专供出洋，故称为“洋篮”。
邓福，生于咸丰年间，原马安镇新江一村人。年幼时随父母迁居新桥圩，而竹器编织是新桥圩及附近乡村的传统工艺。邓福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学会了竹织技艺，常用自己编织的竹斗设档摆卖。
有一次，江门恒兴山货店的老板叶星光看中了邓福与众不同的竹斗，便采购了一批回江门，受到外商的赞赏。之后，叶老板便邀请邓福到江门共同创办专门的工厂，招聘学徒，实行批量生产。
竹编工艺大体可分起底、织身、插花、烧花、喷漆、绞口等工序。在编织过程中，以经纬编织法为主。在经纬编织的基础上，还可以穿插各种技法，如疏、插、穿、削、锁、钉、扎、套等，使编出的图案花色变化多样。
▲图源：星湖美美
▲图源：高要发布
洋篮既可作艺术品供摆设观赏，又可用盛糖果、水果等物，具有艺术观赏价值和实用价值，是民间工艺的特色产品。新桥镇的编织品畅销香港、欧美、北美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近几年，仅编织业一项，就为全镇提供400多万元的税收，产值超2亿元。
可如今，新桥洋篮似乎进入了“冰川年代”，愿意制作洋篮的人越来越少。2009年，高要新桥的洋篮编制工艺被列为肇庆市非物质遗产名录。冯茂生是高要新桥目前唯一一个制作洋篮厂的老板，他和合伙人冯强被拟定为洋篮编制工艺传承人，现在剩下冯茂生一个人在坚守。
“洋篮编织工艺复杂，又辛苦、单调，现在的年轻人没几个愿意学，过了多年后自己这一门手艺难免也会失传。”在冯茂生工厂编洋篮的林师傅说，在她的记忆里，在新桥像她一样会编织箩筐的人已剩下不多了。“如果现在有人来学，我很乐意教。很难再找个80后或90后的孩子来学这个了。外面随便做个服务行业也比这个赚钱多。”
由于耗时间，又不太自由，现在很多新桥年轻人几乎都不编竹篮了，他们都出去打工了，再也没人以编篮谋生了。作为一门传统手艺，编篮正面临失传。新桥的“编篮老人”，也正成为一道淡出记忆的风景……
非遗的传承不容易，然而非遗传承的断裂更令人惋惜，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新桥洋篮之美，重新编织出它的创意梦想，重拾新桥洋篮的辉煌。
来源：文明高要
提到‘竹书纪年’这四个字，很多熟悉历史的人，应该都听说过这套书的名字。尤其是到了网络时代之后，这套书更是被说得神乎其神，动辄就是‘颠覆历史’或者‘打脸史记’。
真实的《竹书纪年》，其实真没有那么传奇，就是一个单纯的古书。只不过上面记载的一些历史，和《史记》或者其他正史当中记载的不同，所以才在后世引起了一些争议。而到了网络时代之后，很多媒体人为了吸引眼球，所以才给这套书加上了一堆光环，让大家觉得这套书很神秘。
而且，绝大多数说这本书如何如何的人，可能都没真正读过这本书，根本就不知道里面到底讲了啥。因为这套书里面讲的东西，实在是太枯燥了。有点类似于后来的《资治通鉴》，都属于那种编年体历史，里面只是写了某年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如果没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基础，读这套书的时候，根本就不知道说的是什么。
那么，真实的《竹书纪年》，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呢？
先说《竹书纪年》的来历。
据说在西晋太康二年的时候，在今天的河南省卫辉市，发生了一起盗墓案。这桩盗墓案发生的时候，西晋正在忙着灭吴。很多人都知道，三国时代的历史，是魏国先灭了蜀国，然后司马家篡取了魏国，建立了晋国。而晋国开国之后，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，又隐忍发育了十多年之后，这才一举灭了东吴，彻底统一天下。
这桩盗墓案，就发生在司马炎灭吴的前后。
大概是因为当时整个西晋都在忙着统一天下，所以对于盗墓这种事情，管理就松了一点。当时有个盗墓贼，名叫‘不准’，这个不准经过踩点之后，发现了一座战国时期的大墓。后来，不准直接挖了这座战国时期的大墓，发现大墓的主人，是战国时期的魏襄王。
魏襄王是战国时期魏国的第四位国君，他爹就是那个重用庞涓，打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的魏惠王。
就是在盗取魏襄王陵墓的时候，这个盗墓贼在墓里面发现了不少竹简。对于这些竹简，盗墓贼肯定是没什么兴趣，只是拿走了墓里面的金银珠宝。不过后来，当地官府发现这个墓被盗了之后，马上进行‘抢救发掘’，所以就把这个墓里的竹简，都给挖出来了。
接下来，西晋高层也知道了这个事，对于这些被挖出来的竹简，西晋高层还是挺重视的。所以就派出了中书监荀勖﹑中书令和峤。
荀勖的远房叔爷，就是三国时代那位被曹操特别倚重的荀彧。和峤也是当时有名的大儒，他的姨母更是那个司马师的正牌原配夫人。这两位在西晋时期，都是最顶尖的大儒。而他们看过这些竹简之后，终于艰难地辨认出，这些竹简上面记载的，是一部史书，记载了从三皇五帝时期，一直到魏襄王时期的历史。
不过，战国时期的文字，和西晋时期的文字，确实有很大差别。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，各国的文字差异还是挺大的。所以接下来，这两位大儒花了好长一段时间，才终于把这些书简上的文字，全都翻译出来。
因为这上面的历史，是按照年份来记载的，所以后来大家就称呼这套史书为《纪年》。因为是竹简上记载的，所以后来又叫做《竹书纪年》。
不过，这套《竹书纪年》被翻译出来之后，就产生了很大的争议，因为上面记载的一些历史，确实和司马迁记载的那些历史，有很大出入。所以接下来，很多大儒就打算研究一下，看看到底哪种说法才是对的。但遗憾的是，就在研究工作刚刚开始之后不久，西晋就乱了。
接下来，西晋先是经历了一场八王之乱，然后紧接着北方游牧民族南下、永嘉南渡、西晋灭亡……
因为乱世到来了，所以大家自然也就没时间再研究这件事了。而接下来的很多年里，在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，因为一直在打仗，到处都是乱糟糟的。所以渐渐地，那些从墓里挖出来的竹简原本，就先后遗失了，再也找不着了。只剩下西晋大儒的一些抄本，还留存于世。
但问题是，这些抄本有没有可能抄错了呢？或者说，当时翻译文章的那些大儒，有没有可能翻译错呢？这都是不好说的事情。反正随着竹简原本的遗失，这事就彻底成了一个迷。
而接下来，历史经历了隋唐时期以及五代十国之后，这些抄本都开始逐渐遗失了。毕竟，当时的主流史学界，还是以司马迁老爷子写的《史记》，作为主流历史的。而竹书纪年上面，确实有很多和史记不太一样的地方，所以研究这本书的人就比较少。
如此一来，这本书慢慢开始遗失，自然也就理所当然了。
直到明朝的时候，当时这本书的抄本，在市面上都已经彻底消失了。然后在万历年间的某一天，一个叫范钦的明朝官员，忽然声称自己家藏书楼里面，有这本书。这虽然有点匪夷所思，但是当时很多人却都还是选择了相信。因为这个范钦，是当时有名的藏书家。他家建造的这座私人藏书馆，名叫天一阁，算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私人图书馆了。
不过后来，又有人整理了之前一些相关专家的笔记，整理出了一份古人研究的竹书纪年。然后大家发现，整理出来的这本《竹书纪年》，和天一阁里收藏的这套书，里面又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。
具体到底哪个是对的，这时候谁都说不清了。所以自此之后，竹书纪年就存在了两个版本。大家整理出来的，叫做‘古本’；天一阁收藏的那个，就叫做‘今本’。
再后来，因为明清时期，研究这东西的学者越来越多，所以这套书就开始逐渐开始流行了。两种版本，都流传到了今天。不过，不管是古本还是今本，其实都不太长，总共也就一万七千多字而已。
这就是《竹书纪年》的来历。
那《竹书纪年》当中，到底和《史记》又有哪些不同？到底哪一种说法才是对的呢？为什么记录同一段历史，《竹书纪年》和《史记》会有那么大的不同呢？
这事其实一点都不奇怪。
因为双方看历史的角度不一样。
很多人都知道，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，曾经发起过一场‘焚书坑儒’的行动。在这场行动当中，秦始皇下令，把除了秦国之外，其他所有国家记载的历史，全部焚毁了。
这事从秦始皇的角度来说，一点毛病都没有。毕竟‘欲亡其国，先亡其史’，想要彻底让天下统一起来，就必须要消灭六国的历史，只能以秦国的历史作为基准。
所以，在这场焚书行动之后，六国记载的历史，基本上就被消灭了大半。只剩下秦国的历史，依然还整体存在。后来，司马迁老爷子写《史记》的时候，主要也是参照了秦朝留下来的这些史料。
换而言之，《史记》记载历史的很多角度，其实就是从秦国的角度，去看先秦时期的历史。因为司马迁老爷子当时看到的史料，就是这样的。
但是《竹书纪年》不一样。
《竹书纪年》出土于战国时期魏国国君的墓葬，所以这套史书的角度，是沿着‘晋国-魏国’这条线来看的。从不同国家的角度，哪怕是看同一件事，得出的结论可能也是完全不同的。
举个例子，比如在现代社会，某个国家的前领导人，在街头演讲的时候，直接被人打黑枪刺杀了。对于这件事，有的国家可能就会记载是一次偶然事件，是因为那个杀手本人对这个领导不满，所以要刺杀他。但也有的国家，可能就会记载是这位领导人在国内有一些反对者，然后这些反对者雇了这个杀手，暗中刺杀了他。
再比如，现代两个国家打仗，双方对彼此的伤亡情况，报道的结果可能是天差地别。一个国家说，自己损失了六千多人。但是这个国家的敌国的报道，却说这个国家至少损失了六七万人。
哪怕是现代社会，都会出现如此大的不同。而我们这些生活在当代的人，有时候也无法确定，到底哪种说法是真的。可想而知，这些东西如果再传两三千年之后，到了那个时候，后世再看这段历史，也会产生很大的争议。
这就是《竹书纪年》和《史记》差异的来源。
实际上，不光是《竹书纪年》和《史记》有差别。就连《竹书纪年》的两个版本，今本和古本之间，也存在很大的差异。说到底，就是因为看历史的角度不同，然后时间长了之后，历史在流传的过程当中，会产生些微的变化，所以就会形成不同版本的历史。
那么，《竹书纪年》和《史记》到底有多大差别呢？
实际上，这两版史书，整体上对于我们古代历史的差别，其实还真不算大。至少在大体的历史脉络上，基本上是一致的。比如说，两版历史都记载了三皇五帝的存在，都记载了差不多的世系，都记载了夏朝商朝和周朝的存在。
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，比如大禹治水、商汤讨伐夏桀、武王伐纣……这些事情在这两本史书当中，都有明确的记载。这就说明，这些事确实是发生过的。
那什么地方不一样呢？
比如说，《史记》和《竹书纪年》都曾经提到过‘伊尹辅政’这件事。在《史记》当中，伊尹是商朝名相，曾经辅佐商汤建立了商朝。后来，伊尹又辅佐商朝的后继之君太甲，但是太甲不懂事，有点昏君的意思，所以伊尹就先废了他，然后自己代替他执政。等到他被教育好了之后，再把权力还给了他。
但是如果按照《竹书纪年》的说法，当时伊尹应该是篡位了，直接放逐了太甲。但是后来，太甲悄悄潜逃回来，找机会干掉了伊尹之后，这才顺利拿回了王位。
《史记》和《竹书纪年》所有的不同，其实都是这样的。两本史书，都记载伊尹曾经暂时掌权，但是后来太甲又拿回了权力。这就证明这件事确实是发生过的。但是这件事的详细过程，两本史书可能记载的不一致。
总之，《竹书纪年》和《史记》的大体脉络，其实是一样的。而那些不同，从整个中国历史的角度来说，其实都只能算是细微之处。
要说颠覆正史，其实也谈不上，最多也就是从小处颠覆人们的传统认知而已。
而从现代的角度来说，《竹书纪年》能够提供的一些不一样的历史记录，确实是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几千年前的历史，可以让我们结合一些考古发现，更好的还原出当时的历史真相。
但同时，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，最遗憾的其实不该是史书上记载的这些不同，而应该是原本《竹书纪年》的遗失。
如果当年那个盗墓贼没有挖掘那个魏王墓葬，或者挖了之后，西晋政府没有继续挖，而是既是把那个墓葬给封起来。等到现代，让那些有执照的国家的盗墓队来挖，拿到了《竹书纪年》的原本，很多争议可能就瞬间迎刃而解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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